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新闻处处长宗霞主持新闻发布会（记者 赵嘉 摄影）

　　为做好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宣传工作，为大会在云南顺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我们召开“COP15 春城之邀”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系列新闻发布会，向大家全面介绍和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情况。今天，我们继续召开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科技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系统驻滇单位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各位领导就各单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相关工作进行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应邀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有中央驻滇、香港驻滇和云南省内各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以及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系统驻滇单位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欢迎大家的光临！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野生菌王国”之美誉，其特点可简单概括为战略地位特殊、生态区位重要、生物区系关键、生态系统多样、生态景观美丽、生物种类丰富等6个方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是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是我国植物学、植物化学和植物种质资源领域重要的综合性科研机构，研究所以“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为所训，旨在认识植物、利用植物、造福于民。研究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产业发展开展了系列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我向各位作一些相关介绍。

　　我所与自然保护区的渊源由来已久，1958年由我所前任所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征镒院士、动物学家寿振黄先生率先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了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云南省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双版纳保护区就是在吴老的倡导下建立的。为增强云南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能力建设，我所长期以来在生物多样性综合考察、珍稀濒危植物调查评估、生物资源保藏与引种驯化、生态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工作，针对自然保护区已出版了20余部专著。在我所科研团队的支持下，九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余大部分也是在我所的参与下由省级保护区提升为国家级保护区。我所科研团队作为主要参与者先后参加了青藏高原第一次、第二次科学考察，取得重要科考成果。

　　在植物多样性调查方面，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所蔡希陶、俞德浚、冯国楣等学者就开始对云南植物多样性进行调查采集，之后研究所又组织和参与了各类植物调查和采集，使得我所获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以及植被资料；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共同牵头编研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我所牵头编研完成的《云南植物志》获得省科学技术特等奖；与云南大学一起完成了全国最复杂多样的植被巨著《云南植被》的编写出版，弄清云南植物多样性尤其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家底。近年来，我所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国内重要科研机构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地方生物多样性的家底编目《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版）》以及《云南省外来入侵生物名录（2019版）》等为云南植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为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为云南省以及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建设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唯一以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为主的综合保藏设施，目前该种质资源库是全球第二，亚洲最大的野生种质资源库。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种子 10601(一万零六百零一) 种 （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数的 36%）85046（八万五千零四十六）份，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93（二千零九十三）种24100（二万四千一百）份，动物种质资源2203（二千二百零三）种60262 （六万零二百六十二）份，微生物菌株 2280（二千二百八十）种22800（二万二千八百）份。（关于种质库的一些其他进展，我所已在9月13日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综合新闻发布会中进行了详细发布。）

　　我所建设了以引种保育云南高原和横断山南端地区的珍稀濒危植物、特有类群和重要经济植物等为主要内容，以资源植物的引种驯化和种质资源的迁地保护为主要研究方向，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科普与公众认知为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昆明植物园。园区开放面积660亩，分为东、西两个园区欧宝app，已建成山茶园、水生植物园、中乌全球葱园、羽西杜鹃园、观叶观果园、百草园、蔷薇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扶荔宫、木兰园、裸子植物园等16个专类园，收集保育植物8840余种及品种。

　　在标本馆体系建设上，拥有中国第二大，在国际植物多样性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总量150余万份，其中种子植物标本120万份，蕨类植物标本5万余份，苔藓标本9.9万份，大型线万份，是我国收集植物门类最全的植物标本馆。逐步形成了以我国西南地区为标本收藏中心，采集范围覆盖全国、辐射东南亚及欧宝app“一带一路”等地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区域性标本馆，在我国植物分类、生物地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此外，我所还布局了云南丽江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4个国家级、省级和所级野外台站，最近还在加快推进建设高黎贡山综合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典型脆弱生态系统西南干热河谷生态修复取得进展，建立了红河山地未来种质资源创新中心与耐旱抗逆种质资源圃与种业苗木繁育基地。

　　我所在全国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的研究，调查获得了80个植物物种种群现状的基础数据，其中包括两个被认为野外灭绝的物种；对61个物种实现迁地保护、9个物种开展近地保护示范、20个物种开展回归试验示范，充实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建设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与覆盖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保护试验示范研究基地12个，形成了系统研究对抢救性保护的科技支撑；建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和利用云南省创新团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自2015年在昆明植物园内开始建设“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已构建了44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种群，在昆明植物园早期进行迁地保护的华盖木、显脉木兰、滇桐、云南金钱槭、萼翅藤、漾濞槭、西畴青冈、巧家五针松等种类已开花结实，标志着迁地保护取得初步成功；杏黄兜兰、硬叶兜兰、华盖木、漾濞槭、西畴青冈、三棱栎等物种回归到野外，其中4种已开花。2013年和2019年先后主编出版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与探索》与《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研究与保护》两部专著。2019年出版和发表了向国内和国际介绍中国与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成效的文献，促进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影响力；2021年支撑云南省发布《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2021版）》。综上所述，我所引领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系统研究与拯救保护。

　　在植物资源的发掘和可持续利用上，我所弄清了天麻的生活史，为天麻的人工种植成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对三七、重楼等重要的药用植物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支撑了天然药物的研发和产业的发展。在植物化学领域，我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我国西部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开展植物化学与植物资源、天然产物活性与功能、天然产物化学合成与生物合成、创新天然药物等研究，为我国植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学科发展和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做出贡献，逐步建设成为引领国际植物化学领域的研究中心之一。植物的多样性带来其中多样的化学成分：实验室对201科589属1271种植物（含高等真菌等）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发表新天然产物超“万”个。天麻素、宫血宁、草乌甲素、神衰果素片、鞘蕊苏口服液、昆明山海棠片、青阳参片等一大批来自植物的药品已成功上市；奥生乐赛特、芬克罗酮、灯台叶碱、复方SH、灯盏细辛酚等一批创新药物进入或已完成临床研究；生物农药除虫菊酯已经上市，靛红酮（AHO）正在开展大田试验；多个独具特色的天然分子完成临床前研究成为候选天然药物，多项新药研发成果已经转让。

　　花卉产业作为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特色优势产业，为全省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观赏植物是云南丰富物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所在花卉品种选育和引种驯化方面开展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已选育出兰花（37 个）、秋海棠（27 个）、含笑 （7 个）、山茶、杜鹃、角蒿等新品种数十个，开展了兰花、杜鹃、百合、角蒿、含笑、山茶、秋海棠等花卉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在生产栽培、种苗繁育、花期调控等产业化关键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30 余项专利技术获得授权。其中，兜兰、含笑和秋海棠等的新品种和技术成果已在企业示范推广和转移转化，贯通了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生产示范的研发链，创新了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利用模式。

　　我所建设有一批植物多样性重要的数据库，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Kingdonia植物标本数据库（包括了云南近百万份标本），Biotracks植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包括了植物信息、图片、分布、采集轨迹等），中国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数据库（包括了超万种的植物种子信息等）等，有效地支撑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植物资源的挖掘利用。

　　此外，我所牵头承担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室外主题展区建设项目。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扶荔宫”温室群为核心的COP15大会生物多样性体验园包含了主体温室、兰花馆、食虫植物馆、隐花植物馆、草木百兼馆，形成错落有致、相得益彰、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温室群。现已保存特色植物2500余种，充分展示了“植物王国”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别具特色的生态景观，是云南省独具历史文化底蕴、科学内涵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与科学教育基地。

　　大会召开之际，我所将有机会向全球展示云南乃至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同时也能学习国际上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先进经验。大会的召开将有效提升全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并传播生物多样性等相关的知识。我所作为国立科研单位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和建立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国际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全球一体化或提升国际保护协调机制，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基础研究的深入。未来，我所将继续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优势，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习生态文明思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生态文明体系，构建全球生物多样性生命共同体。

　　在此，也感谢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关注和报道。

　　感谢孙所长的发布。接下来，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毛炳宇先生发布新闻。

　　昆明动物所始建于1959年，直属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演化、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所现有41个学科团队。拥有“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实验室”2个主要研究单元，建设有“中科院动物进化与遗传前沿交叉卓越创新中心”“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灵长类设施）”等8个国家或院级科研与技术平台，以及“云南无量山西黑冠长臂猿监测站”和“云南大山包黑颈鹤监测站”2个野外观测台站。共有在职职工384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人。

　　建所以来，昆明动物所立足我国西南及周边东南亚国家丰富的生物资源，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重大需求，在生物多样性演化、保护和利用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推进关键区域动物多样性资源科考，厘清家底、服务决策。先后开展云南脊椎动物资源考察（1959-1960）、云南昆虫考察（1970-1989）、高黎贡山考察（1973-1977）、横断山脉综合考察（第一次青藏科考，1980-1984）、红河地区动物资源考察（1985-1986）。并于2017年，牵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任务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向世界“第三极”发起探索。在历次科考中积累标本90余万号，掌握一手科学资料，为云南省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研究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所高度重视野生动物基础研究、调查监测和保护，设有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兽类、昆虫类等科研团队。在长期科研实践中形成人工跟踪、红外相机监测、视频监控、无人机监测、遥感观测等“天—空—地—生”技术集成监测体系，同时，拥有快速高效监测生物多样性的高通量条形码技术，为科学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近年来，研究所在滇金丝猴、长臂猿、亚洲象、绿孔雀、黑颈鹤、中国大鲵等物种研究保护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在滇金丝猴研究保护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开展了滇金丝猴的监测、迁地保护和人工驯养繁殖研究，目前已成功繁殖出子三代，保有目前最大的滇金丝猴人工繁育种群。2016年，通过基因组学研究解析了金丝猴属物种高海拔适应遗传机制，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长臂猿研究保护方面，系统摸清了西黑冠长臂猿各类行为特征，揭示了群体大小形成的影响因子，探讨了一夫一妻、一夫二妻社会体制形成与维持的生态学、行为学与遗传学原因。2017年，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发现并命名新种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唯一一种类人猿。

　　——在中国大鲵研究保护方面，发现中国大鲵至少由5个物种（有可能为8个）组成，打破了学界“中国大鲵是一个物种”结论。同时，在Science发文，提出调整中国大鲵保护策略及规范养殖产业管理建议，为该物种的保护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导和依据。

　　——在绿孔雀研究保护方面，联合林业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动物保育机构等，推进保种增量、人工繁殖、社区共建科学管护，目前，绿孔雀野生种群约555-600只，稳中有升，经过基因组鉴定的纯种人工种群初步形成并成功繁育孵化子一代。

　　——在亚洲象研究保护方面，联合林业主管部门建立人工、无人机及红外相机阵列构成的复合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平台，充分掌握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现状，为科学开展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恢复、建立亚洲象种群监测及预警体系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在黑颈鹤研究保护方面，围绕物种的分布、种群动态、迁徙、行为与保护等，开展系列研究，厘清世界上黑颈鹤的分布和种群动态。其种群数量显著增加，从1996年的约5600-6000只，增长到2020年的1.6万余只。2020年7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黑颈鹤从受胁物种名录中移除，濒危等级由“易危（VU）”调整为“近危（NT）”。

　　三是推动遗传资源综合利用，支撑种质资源创新。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研究所面向人口欧宝app健康、种业创新，深入推进家养动物新品种选育、云南土著鱼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动物活性肽类资源发掘等工作，为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在家养动物资源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方面，牵头完成山羊、绵羊、牦牛、家犬、家鸡、家猪等家养动物的基因组解析，挖掘了家猪、家鸡等品种重要性状遗传标记，为畜牧分子育种提供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在云南嵩明建立西南家猪分子育种与转化医学研究基地，推动了地方优良猪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是家养动物驯化中心之一，具有丰富的家养动物遗传多样性，在家养动物资源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发起万犬国际基因组计划并组建国际研究联盟，全面深度探讨家犬起源与驯化、人工选择、疾病机制、医学模型等重大科学问题。

　　——在云南珍稀土著鱼类保育与可持续利用方面，迁地保育云南土著鱼类活体102种，突破人工繁殖技术48种欧宝app，初步实现产业化3种。培育出滇池金线号”，这是云南省第一个水产新品种，也是我国第一个基于国家级保护鱼类创制的新品种。提出“花—鱼—螺蚌—鸟”的高原湖泊立体生态修复模式，2020年1月，习来到云南视察滇池保护治理情况，该研究成果以“生态缸”的形式，向习进行了展示。该理念在COP15宝丰半岛湿地室外展示项目中得以重点实施。

　　——在有毒动物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推进蛇毒、蜈蚣、蝎子毒液成分多样性及其毒理和病理机制研究，发掘具自主知识产权天然活性多肽1300多种，为肽类创新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成果“基于生物生存策略的有毒动物中药功能成分定向挖掘技术体系”荣获2013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四是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支撑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1986年，建立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细胞库。2006年，与云南省合作共建昆明动物博物馆，标本馆馆藏各类动物标本近90万号，涵盖了我国西南各种生态类型的动物标本，是东南亚及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收藏量最为丰富的动物专题博物馆。2008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建设多个跨学科、区域共享的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技术平台，形成西南地区系统完备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共享平台体系。2009年，建立动物种质资源库，2020年建成1个百万级超低温自动化样本库，总存储量达300万份。同时开发1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物种质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现藏11000多物种共20余万份动物组织、核酸、细胞样品，为我国动物种质资源的采集和保藏等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物种的简易和准确鉴定，开发了多类群的DNA条形码技术，牵头组织我国生命条形码计划，使我国成为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的四个中心节点之一。2020年，研究所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中心和生物多样性基因组中心，开创了生物多样性的宏基因组学监测方法，目前正积极推进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昆明分部筹建工作，拟建设高效开放共享的生物大数据研究和服务平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五是助力COP15大会，添彩“春城之邀”。发挥智库优势，在物种信息数据、成果展示、志愿服务、科学传播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在今年生物多样性日，会同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发布《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参与COP15边会“极小种群物种的拯救保护”，并承担《中国西南受威胁及特有脊椎动物》编写工作，该书采用中英文双语撰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和介绍我国西南地区脊椎动物的基本情况和典型物种。建立中国蜻蜓网，向世界展示中国蜻蜓的最新研究成果，COP15大会期间将设专题介绍中国蜻蜓多样性和云南蜻蜓区系。依托昆明动物博物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专题展览与科普活动，助推形成迎接大会、当好东道主，关爱自然、和谐发展的浓烈氛围。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未来，昆明动物所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生态文明思想，围绕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民生命健康等国家重大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充分发挥研究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进化等领域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为推动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感谢媒体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昆明动物所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我们！谢谢！

　　感谢毛副所长的发布。下面，有请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杨永平先生发布新闻。

　　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把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所做的工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简称版纳植物园）是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和国内外知名的风景名胜区。版纳植物园立足中国热带，面向我国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国家，开展以森林生态学、资源植物学和保护生物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研机构，其目的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去过植物园的人可能知道，版纳植物园占地面积约1125公顷，收集活植物13000多种，建有38个植物专类区，保存有一片面积约250公顷的原始热带雨林，是我国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之一，也是世界上户外保存植物种数和向公众展示的植物类群数最多的植物园。

　　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如何立足于植物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第二是立足于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中心开展与东南亚国家生物多样性的跨境合作。第三是立足于野外台站，开展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从各地抽调植物、动物、气象、土壤等专家，组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大勐龙生态群落站。在西双版纳开展热带植物资源调查过程中，植物学家吴征镒、蔡希陶等就意识到这里的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共同建议成立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1956年成立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所以说版纳植物园建立以后，通过科考、科学研究等，为保护区的本底认知、动态监测、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科学支撑。

　　地处多民族地区的版纳植物园在中国最早开展少数民族植物学研究，成为中国民族植物学的摇篮，是裴盛基和许再富老一辈民族植物学家开展研究的地区，他们不仅对傣族、哈尼族、基诺族植物文化，民族文化等进行系统整理研究，还培养了一批基于热带雨林研究的年轻的民族植物学家，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民族植物园、热带雨林与民族文化博物馆等科普教育场所和设施，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热带雨林保护和科普旅游旅游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指导思想，先后联合了国内100余名科学家参加，完成了涵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等生态系统类型的15处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评估，在鉴别出了各自然保护区面临的挑战和存在问题的同时，形成了一套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及其标准、规范，编写了一些案例，这些为保护区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科技支持作用。

　　建设植物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地的就地保护构建出互为补充的迁地保护体系，当自然保护地里的物种受到威胁，植物园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迁地保护场所。目前，版纳植物园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达到1351种。

　　作为中国植物园联盟的牵头单位，版纳植物园推进的 “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在全国范围实施，形成了“本土植物编目—专家评估—野外拉网式考察—针对性保护”一套完整的区域本土植物保护体系，完成了我国近2/3本土植物的评估与野外考察，对2620种受威胁植物采取了保护措施，有效降低了它们灭绝的风险；同时，建立迁地保护植物大数据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可靠的植物识别查询入口。

　　第二个方面，立足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开展中缅、中老联合生物多样性科考等跨境合作。

　　2015年，中国科学院依托版纳植物园以缅甸为基地成立了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自2015年建立以来，开展了9次中国缅甸联合科考，3次中国老挝联合科考。联合科考在帮助东南亚国家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同时，还培养了专业人才，增进双方的交流和互信，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

　　通过多次跨境联合科考，2015年以来，科学家共发现700多个动植物新种，其中，克钦木兰种、克钦肖榄是近年来植物分类极难发现的乔木。此外，科考队还发现了全球数量仅在500只左右的白腹鹭，以及孟加拉虎、金钱豹、云豹等多种珍稀濒危物种。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中心已成为该地区的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研究组织，成为该地区一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力量。

　　第三个方面，立足野外台站基地，开展中国—中南半岛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研究。

　　在早年云南的植被调查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比较相似，云南中部季节性亚热带植被类型与地中海地区相似，还有比如元江的干热河谷与非洲稀树草原也有相似性。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版纳植物园分别在西双版纳、哀牢山、元江建立了生态站，对热带雨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干热河谷稀树草原进行长期的观测和研究。深入认识不同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组成、物种共存规律，监测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状况，关注不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换的响应状况。

　　同时，近年来，由版纳植物园牵头建设的中国西南—中南半岛东经101度森林样带已初具规模。版纳植物园在东经101度左右的中国云南、泰国、马来西亚森林分布区中，建设了从寒温性针叶林到热带低地湿润雨林的13个大型监测样地，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沿水热环境梯度分布的连续完整的森林样带，通过这些观测可以了解到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究竟有哪些影响。

　　古生物的演化对人类认识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和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版纳植物园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过程中，在这次科考中我们在海拔4000多的牛坡拉发现了距今约2500万年的大型棕榈叶片化石榈化石，这一发现将青藏高原中部的抬升历史推后了至少约1000万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版纳植物园科研人员还发现，西南的横断山高寒植物多样性的积累始于早渐新世（距今约3000万年），是世界上已知起源最早的高寒生物区。横断山不仅是高寒物种起源和分化的摇篮，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寒多样性的主要来源。为探索高寒植物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认知。

　　最后，我想说一说版纳植物园的这些年。62年以来，从科学研究到科普教育，从研学旅行到科学营的探索，从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到环境教育中心，从科普文章到科普视频，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不断探索，通过新形式新内容来扩大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些可能有些媒体记者也关注到，比如说寄生花、跳舞草、老虎须、发光蘑菇、萤火虫，还有缅甸蟒、毛耳飞鼠、兰花螳螂，以及有一种被哺乳的蜘蛛，叫大蚁蛛，还有一些通过雨水对兰花进行传粉的多花脆兰等，我们把这一批动植物明星通过科普宣传介绍给观众，让更多的人喜欢生物多样性，参与生物多样性。

　　COP15在云南的召开，对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版纳植物园将一如既往和社会各界一致，携手为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共同的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最后，谢谢各位媒体朋友长期关注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工作，希望大家到植物园来。

　　感谢杨主任的发布。下面，进入提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媒体机构。

　　各位好，我有一个问题提给孙航所长。 在刚刚发布当中，您提到昆明植物研究所目前正在加快推进高黎贡山综合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工作。另外，您也提到研究团队参与了青藏高原第二次的科学考察，请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方面的情况。谢谢！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高黎贡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想这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刚好处在西南季风的迎风面上，所以有着丰富的降雨和特殊的气候条件。第二个方面，在这个气候条件下，它整个植物多样性的组成是非常特殊的，它和我们国家其他地区包括横断山脉区域的植物多样性组成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属于东喜马拉雅，连同喜马拉雅南坡在内，这一块的植物多样性也是非常特殊的。第三个方面，高黎贡山这个区域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生态系统，在我们国家的生态系统中是最完整、也是最特殊的。当然，它也是我国重要的跨境生态屏障，所以在这个区域内，我们国家还没有生态定位研究站。关于这个区域的生态重要性，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世界上最高的杜鹃花，树高30多米的大树产自高黎贡山；世界上最大花瓣的玉兰花滇藏木兰，花瓣可以达到30厘米长，产自高黎贡山；还有世界上最大叶子的杜鹃，叶子可以接近1米，也产自高黎贡山。所以从这三个例子来说，高黎贡山的植物资源、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高黎贡山建立野外台站，它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自然显而易见。昆明植物研究所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高黎贡山野外台站的建设。

　　当然，高黎贡山有着非常丰富的植物资源。它有接近7000种植物，生态系统从南边的热带一直到高山的寒温带都比较完整。台站的建设对了解高黎贡山及其临近地区，特别是东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态变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昆明植物园对高黎贡山有着非常长的研究历史。早在1938年，昆明植物所俞德俊先生就已经进入独龙江进行考察。随后老一辈科学家，例如冯国楣先生、武素功先生，都先后到高黎贡山采集过标本。包括青藏高原横断山考察、一次科考，昆明植物所都组织了多个队伍对高黎贡山进行了考察。这其中也包括中美合作的高黎贡山考察，考察获取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出版了《独龙江地区植物》《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研究》《高黎贡山植物》《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等一系列重要的专著，标本收集超过了30万份。这些成果获得了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高黎贡山的一个基本情况。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于2017年8月份启动，昆明植物研究所承担了生物多样性考察中的植物部分，主要作为植物部分的牵头考察。考察内容包括三大块：第一大块是对植物资源和植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和一些基础研究；第二块是对高原特色植物资源的发掘和利用；第三方面是对高原极小种群和珍稀濒危植物，包括一些旗舰物种的调查和保护。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是在践行习在贺信中所提出的要求。昆明植物研究所作为“国家队”的一部分，应该心系“国家事”、肩负“国家责”，勇于担当，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项目执行已经组织野外考察157次，参与人员约800人次，主要考察区域范围涉及云南、青海、西藏、四川、甘肃、宁夏、新疆等省份，覆盖青藏高原约62%的区域。目前为止，已经采集标本近2万号，大约接近6万多份，引种活体植物55种3000余株。目前考察还在进行中。

　　高黎贡山是云南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关于这个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开展了哪些工作？谢谢！

　　高黎贡山是中国西南山地、印度—缅甸及喜马拉雅山脉三大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交汇区，拥有高度富集的生物多样性，也是我国西南生物生态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从上世纪50年代起，昆明动物研究所就围绕高黎贡山这一关键区域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例如在1973-1977年开展的高黎贡山考察、还有全国二次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考察研究、包括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等。在高黎贡山地区发现了多个新类群和物种，包括贡山臭蛙、贡山钝头蛇、白颊猕猴等。2017年，我们发现并命名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十四五期间，我们将按照国家和云南省的部署，会同各相关部门，结合最新的科技手段，深化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珍稀濒危和旗舰物种的监测与评估、保护与种群恢复示范等研究，为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贡献。

　　想请教一下杨主任：我们都知道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上取得了很多亮眼的学术成果。请问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挑战和影响，您觉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谢谢！

　　除生物多样性之外生物科技新闻，气候变化是全球关注的另一热点。最近IPCC和IPBES的合作就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科学评估。我认为，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气候变化会导致一些敏感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导致一些物种在局部地区的消失。我举个例子，一块湿地的干涸，根源是水的问题，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干旱，湿地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就可能导致一些水生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减少或消失。第二个层面是，气候变化会影响一些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这些区域的一些动植物比较适应寒冷，由于气温的增加，这些物种一定要“往北走、往上走”，如果没有气温更低的地方，这些物种最终就将无处可去。这也会导致局部地区的物种受威胁。第三个层面是，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比如，某种高山上的花，依赖某个特定的昆虫进行传粉，如果花已经开了，昆虫仍在蛰伏，就将错过花期。物种之间相互关系的错位，也是气候很大程度上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表现。第四个层面是遗传多样性。有的物种本身虽未消失，但其适应寒冷或特定某一环境的特征种群受到威胁，导致遗传多样性的消失。所以我认为，气候变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目前的我们而言仍然有的不断研究和认识的过程。我们应对这个问题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以共同应对这一人类可能面对的挑战。

　　请问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孙所长，您刚刚提到了云南省享有“野生菌王国”的美誉，请问我们所在的野生菌研究领域有哪些显著的成效，请您介绍一下。谢谢。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云南野生菌之多、分布之广、产量之大，不仅在全国，在世界都是罕见的。从数据上来说，大家知道现在昆明市场上出售的食用菌有多少种吗？有258种，这还没有包含很多没有在市场上出售的食用菌。这么丰富的资源，在全球来说也找不到第二例。

　　第一个方面是本底的调查，就是到底有多少食用菌。因为这个学科领域难度很大，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说，已知的是2700多种，占到了全国总数的57.4%，超过了全国的一半。

　　第二个方面是支撑真菌资源利用的基础研究。比如牛肝菌的研究，我们对牛肝菌的家谱，就是从哪起源、有多少种、怎么来的、为什么长在这些地方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个研究在全球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被誉为全球牛肝菌里程碑式的研究。在化学成分部分，昆明植物所的真菌研究团队和植物化学团队进行合作，对中国西南地区高等真菌重要类群的分类与新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且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第三个方面是产业化示范。大家都知道很多野生菌越来越少，要通过人工栽培。昆明植物所在羊肚菌栽培示范上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菌种退化选育上有很重大的突破。在羊肚菌栽培推广方面，初期已经推广种植近2万亩，主要依托于昆明植物所一些基础的研究和一些技术的创新，在区域扶贫上首次实现了近2亿元的利润。另一方面，在扶贫工作上，昆明植物所进行食用菌和生态系统套种上取得很好的效果，为当地扶贫工作也取得很重要的贡献。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研究工作。比如说编写了《云南常见毒菌》挂图，这个挂图目前在市场上和各个乡镇及媒体都能够见得到，这对预防食用毒菌起到良好的作用。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工作是昆明植物所主办了一本国际期刊，叫《真菌多样性》。这本期刊在全世界的真菌学领域连续四年排名第一，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资源收集方面，我们标本馆收欧宝app集的线万份，是全国第二大的真菌标本馆。所以，在野生菌研究方面，昆明植物所从基础研究、基础理论研究、资源调查、化学成分，还有示范推广都有一系列的成果。

　　第一，植物园最重要的工作是植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一种补充。都说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两个篮子，一个篮子是自然保护地植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另外一个是植物园开展植物多样性的迁地保护。它在植物保护方面是起到了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互为一体，相互补充的关系。

　　最近有人做了统计汇总，我国目前有能力从事迁地保护的植物园有162家，其中在热带地区的有32家，亚热带的有68家，温带有62家。这162家植物园做了什么事情呢？共同收集和保存的植物有228个科，也就是91%的中国的科在中国的植物园有保存。2911个属， 86%的属在植物园有保存。 22100多种，60%的中国植物种类在植物园有保存。所以欧宝app，中国的植物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特别是以植物为主的保护起了很重要的补充。当然，植物园本身也是一个保护地，如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不仅保护植物，也保护不少类型的动物和微生物等。

　　第二，中国植物园是从事植物科学研究的机构，也是培养植物科学人才的教育基地。

　　我想中国植物园和世界植物园一样，继续在物种保育、科普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想问一下昆明动物所的领导，我国西南地区动物多样性呈现出哪些特点？请您介绍一下。谢谢！

　　西南地区动物多样性主要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动物地理区系复杂。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有2界3亚界7区，仅西南地区就占据了其中的2界2亚界4区。二是动物多样性丰富。西南地区虽然只占我国陆地面积的28%，但却拥有我国脊椎动物物种数的73%，其中云南拥有我国脊椎动物物种数的48%。三是特有和受威胁物种多。由于地理隔离和生态隔离强烈，西南地区许多物种是本地特有的。中国西南地区已记录的脊椎动物中，中国特有种比例为38%，其中两栖类的中国特有种比例高达63%。

　　为进一步厘清我国西南野生动物现状，近年来，我所副研究员朱建国主编并出版了《中国西南野生动物图谱》，该丛书分为5卷7本，展示并介绍了我国西南地区2000多种有代表性的陆栖脊椎动物与昆虫。同时，作为COP15献礼的图书—《中国西南受威胁及特有脊椎动物》一书也将在本月底正式出版，欢迎媒体朋友们关注。

　　为什么我们在生物多样性这方面要和东南亚开展合作？通俗来讲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话是，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但是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二句话是，今天的中国科技力量有能力做，而且我们应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事业。

　　首先，东南亚国家具有比较典型的低地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类非常丰富。这些年我们通过联合科考和合作研究，在缅甸、老挝等地区发现许多新物种，例如前面我讲到的发现和命名了乔木新王物种。但是这个区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人才也比较少，历史“欠账”比较多。加之本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巨大，森林破坏和退化严重，一些物种可能还不为人认识就消失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支持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其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等领域成绩是比较突出的。我们不仅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做了系统的调查，完成主要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工作，而且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绩。我们国家目前有基础、有队伍、有能力参与东南亚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事业。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更应该去做。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目前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很大，保护工作亟待更多的科技支撑。我们应该以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好的保护成效来践行习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记者朋友踊跃的提问，也特别感谢今天台上三位专家科学全面的解答。在此，我们也向中国科学院所有的专家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和敬意。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物种的数量多，特有种的比例也特别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原则”。生物多样性保护也迫切需要有力的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做出了大量开拓性、引领性的工作，有力地支撑和服务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履约的各项工作。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系统驻滇的单位作为中国科学院在滇的代表，同样也为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的支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今天我们的发布会内容特别充实，数据也非常详尽、丰富，意义非常重大。希望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能够宣传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讲好我省科技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科研工作者、自觉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浓厚氛围，为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贡献媒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