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宝app欧宝app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之一是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们重磅推出《“港”创科25人》高端对线位香港创科业界领军人物，涵盖政、产、学、研、金多个领域，探索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路径与方法论，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本期为第八期，让我们聚焦相达生物科技创始人招彦焘。

　　大多数人对这套动作场景都不陌生：用棉棒在鼻腔内旋转几圈，再插入装有透明试剂的塑料导管里旋转，然后，将混合好的溶液滴入样本孔中。当液体在试纸中散开，抗体会开始寻找样本里的抗原，如果找到，测试棒在C字及T字位置同时出现两条玫红色的线。

　　新冠疫情期间，因操作简便，读取结果迅速，新冠病毒抗原快测盒已成为日常必需品。

　　作为香港本土抗原快测产品制造商，相达生物科技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相达旗下自主研发的INDICAID——妥析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试剂，为大中华区首款获得美国FDA紧急使用授权的同类产品。

　　而相达生物科技的创始人，身为80后的招彦焘无疑是生物科技领域的成功者。他2021年荣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22年又作为唯一一位香港代表，当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招彦焘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标签是科学家、创新者。他所研发的突破性样本处理技术，可以使早期癌症检测、传染病快测等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提升检测准确率，降低检测成本。

　　同时，他也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今年是招彦焘创业的第九年，新冠疫情曾让相达生物科技的癌症液体活检研发工作“举步维艰”，但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机遇。

　　新冠疫情中相达侥幸“起死回生”，招彦焘一边远眺着狮子山，一边笑言道。他在创业路上，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永不放弃的“狮子山精神”，不断取得突破。

　　招彦焘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15岁赴美国读书，21岁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工程本科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公司做科研，开发通过验尿进行毒品快速测试产品。

　　由于采样过程涉及隐私，被检测者得以有机会规避监督，在采集样本时作假。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招彦焘开始思考以唾液代替尿液进行检测。花了大半年时间，历经数百次失败，最终他研发出唾液版本的毒品快速测试方法，也激发了他继续读博的热情。

　　众所周知，癌症是万病之王。攻读博士期间，招彦焘开始将目光投向癌症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液体活检是人类在攻克肿瘤道路上的一大进步。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会释放一系列癌症组分，液体活检则是通过分析血液或体液中的肿瘤循环细胞等物质，实现癌症的早期筛查、分子分型、预后、用药指导以及复发监测等精准医疗。

　　此前，癌症液体活检的挑战主要为样本中的癌细胞游离DNA数量太少，故而很难被检测出来，液体活检在癌症检测和诊断领域的应用也受到限制。而招彦焘则选择从提升样本质量的方向，对此进行突破性创新。

　　2020年，相达的专利样本处理技术在癌症诊断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与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机构MD Anderson Cancer Centre的临床研究合作中，证明了这项技术可以比过去30年的黄金标准提取多几倍的癌症生物标志物，从而突破了前述癌症液体活检的“瓶颈”。

　　在美国期间，招彦焘在当地成立了相达生物科技公司，并获得美国政府、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支持。公司刚刚在美国站住脚跟，招彦焘却萌生了回流香港的想法。

　　“我一直都对这个地方（香港）有着深厚的感情，就算去了美国18年，我也每天都看香港的报纸，了解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招彦焘直言。

　　在他看来，香港的生物科技黄金发展时机已经到来——国家大力推动生物科技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拉开序幕，而作为中西方枢纽的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事实上，生物科技的发展亦得到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加持。2018年，港交所首次允许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为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实现商业化的创新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融资渠道，香港在短短数年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中心。

　　此外，香港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挤迫，为传染病高发地。“遇上有什么大的传染病，一定有香港的份欧宝app。”招彦焘直言。而他亦坚信，检测及诊断技术的研究和落地，一定能帮到香港。

　　在创业的漫长周期中，流传着“死亡之谷”一说，指的是创业者从诞生想法、研发产品到获得政府或投资者资金，最后实现商业化的过程，可能存在“断档”。创业之旅充满未知与风险，其间，许多初创公司会因资金断裂等原因，“死”在山谷中的每场惊险跳跃里。

　　“最穷的时候，我的银行（账户）只剩20美金。”招彦焘回忆道，“来自政府补贴已经‘烧’得差不多，而投资人的资金还没到位。”

　　他只能向公司的4名员工袒露心声，请求同事“搭把手”，再熬一熬，“其实到了那种境地，关键是要坚持，相信钱会出现的。”

　　事实证明，招彦焘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世界忙于应对。但这也为相达带来了新的抉择——是坚持做癌症液体活检，等待疫情过去；还是暂时放下在此领域已有的成果，扎进新冠病毒快测产品的研发竞赛中？后者无疑意味着创业之路需要归零重启，成功几率更低。

　　怀揣着一名科学家的初心，招彦焘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去帮助别人。”

　　2020年年初，招彦焘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经过不眠不休的三周时间，终于找到大幅提升核酸测试精准度的方法。

　　然而，招彦焘却发现找不到足够的样本数量，难以支持整个临床试验流程。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2月17日，香港共录得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个案60宗。于是，招彦焘辗转寻求国家科技部的帮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进行了平衡对比实验。在此基础上，大约三个月后，相达最终完成了核酸检测试剂产品的落地。

　　因应日益攀升的确诊数字与激增的检测需求，2020年11月，四个较长期的社区检测中心在香港投入运作，为市民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相达所合作的化验所最初并不在政府招标的意向合作名单里，但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招彦焘在投标截止前一晚，连夜写了50页标书，最后赢得了与政府合作的机会。

　　凭借核酸、抗原检测产品一炮而红后欧宝app，招彦焘也听到了质疑的声音：这次成功只不过运气好，疫情过后相达就会被打回原形？

　　招彦焘毫不讳言，对于创业者，运气的确很重要，“但运气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而是要看当机遇来临时，有没有能力、心态和准备抓住它？”

　　“在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我们从零资源开始，将公司营运到今天，已经积累不少知识和经验。有了这些经验，（未来）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他反问道。

　　尽管新冠检测技术和产品，为相达生物带来了可观的“一桶金”，招彦焘却并不打算以此作为创业生涯的终点。“赚回来的钱，其实都投入到公司的下一步，即癌症检测、其他传染病的快测研发中。”

　　曾几何时，招彦焘还为账户里只剩20美元没钱发工资而犯愁。现在，他则开始考虑公司的上市计划。他坦言，期望公司能在未来一年半或两年内，以独角兽的姿态上市。而上市本身对于公司来说，亦非结局，而是再出发实现更大梦想的起点。

　　在招彦焘看来，内地市场机遇众多，并且具有相对完善的供应链与庞大的生产力——这对于从事创新科技的企业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谈及后续计划，他表示，会将目光扩展至内地市场。“未来我们投入最多的，不是在香港，不是在海外，而是在深圳的团队。”

　　事实上，相达生物科技的部分生产流程正是在内地完成。“为何我们能从一众美国本土的抗原快测中胜出，因为他们一个月才做一两百万支，而我们一个月可以做几千万支，这一数量级的差距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非常关键。”招彦焘直言。

　　“背靠祖国也正是香港发展创科的优势之一，”他指出，“目前香港创科生态圈还不完善，要推动香港创科发展，除了要保持上游科研优势，也要发展中游、下游，同时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保持互通合作。”

　　2021年欧宝app，团结香港基金发布了《策动湾区港深引擎孕育生物科技新机》的生物科技政策研究报告，将落马洲河套划为港深生物科技合作先导区和示范区，将引入龙头企业，加速发展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完善生物科技研发流程。2022年，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在珠海高新区动工开建，将为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企业高标准打造约6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

　　对于相达而言，与内地其他城市的合作，也将为此后的癌症检测研究提供更便捷的样本基础。

　　“从做癌症（检测）的角度来说，在内地做（临床试验）的速度是最快的生物科技新闻。”招彦焘举例道，同样是100个癌症样本，放在美国癌症中心MDAnderson，需要1年时间；而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肿瘤科，则仅需一个上午。

　　“面对全世界那么多竞争者，我希望我们能透过香港，将各地优势联合发挥出来。”招彦焘说道。

　　《21世纪》：公司创立九年，起初做癌症检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做出一个成功的（新冠病毒抗原快测）产品，并且是大中华区第一家拿到美国FDA认证的（同类产品）。可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吗？

　　招彦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分几个阶段去讲。2015年开始创业那个时候，是在美国南加州。为什么会创业呢？最主要就是我在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时，研发了一个核心技术，能够让不同种类的检测做得更准确、更快速、更便宜、更方便。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技术应用到传染病的快速测试。那时候在美国运作了一两年，进程都非常理想。（但）由于我本身是香港人，我一直都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就算去了美国18年，我每天都看香港的报纸，都在关注香港发生了什么。

　　我看见：第一,（香港目前）有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生物科技；第二，国家政策要推动创科，生物科技是重中之重；第三，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整个大的可能性；第四，我小时候受爸爸妈妈家国情怀的熏陶，也很想将我这件事（检测技术的研发）在香港发扬光大。所以，就有了将公司的全球总部放在香港的想法。

　　（后来）为什么会去做癌症的检测呢？（因为尽管）传染病快速测试的应用是很大的，但其实在COVID-19之前，大家对快速测试一点都不熟悉。从做生意角度来说，这是最大的障碍。因为你要砸很多钱去做教育，上至政府，下到医生、一般市民，要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件事是要10年、20年的推动才能发生。

　　我们发现，我们的技术应用在癌症检测那里，也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2019年，我们在全世界最大的癌症中心——美国德州MD Anderson癌症医院，做了一个临床试验，用我们的技术和过去30年行业用的金标准，用100个癌症病人的样本做了一个平衡的对比，得出来的结果很震撼。过去这30年，大家都觉得这个金标准已经是天花板，结果我们比金标准好200-400个百分点。

　　当我们有这么一个临床（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尽早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一个商品，然后卖出去。就好像一个金矿，我（的技术）就是铲子，我能够把我的发明变成工具，去enable（赋能）其他人（去挖掘金矿）。

　　但到了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一时间基本上全世界都停摆了。城市停顿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那些钱一直在烧。

　　那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坚持继续去做癌症（检测），等这个“风暴”过去之后，继续去卖“铲”给其他人，挺过“死亡之谷”；第二个选择是把这些“铲”全部放下，然后跳进新冠病毒（检测），但是成功几率可能比我第一个选项更低。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在说疫情多么严重，（病毒）传播得多么快，这些东西完全触动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初心——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去帮助别人。

　　《21世纪》：但有些投资人质疑，你现在这么成功，是因为新冠疫情中，你们是很大的受益者，你的成功都是运气而已。疫情过去之后，可能都打回原形。你当时怎样去回应他们？

　　招彦焘：运气这件事，我完全认同。回看全世界所有赚到钱的人，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运气。人就是这么简单，大家都只有二十四小时。但是运气不是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这个运气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心态，有没有准备去把握住，而我本人、我的团队，能够把握住这个机遇。

　　所以，回应投资人时，我会说，新冠（疫情）如此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要想怎样去借钱、去求人才能营运（公司），都能够做到这些成绩。将来我们的心态没变，我们又累积了知识、经验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

　　招彦焘：（在）香港做创科，尤其是生物科技，生态圈的确是尚未完善的。香港一直以来在上游的研发很厉害，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我们是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而不是研发中心。“创科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生态圈要ready（准备好），不是只有上游，你还要有中游、下游。现在扪心自问，香港的（创科）生态圈是不完备的，投资人不够，投资人中了解生物科技的人也不够，这是我回来见到的最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给的建议是：第一，一定要够灵活。因为你要明白，你最终的目标是要对你的投资人、对你自己、对你的团队负责，你要尽可能成功，而不是去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要搞清楚你创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你就能够放下身段，去了解外部的环境并做出适合的调整。

　　第二，不要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因为香港讲到底都只是一个城市，人有限，市场有限，资金有限。如果你的初心是让你的企业成功几率最大化，你不可能只是想着一个城市，要想着如何去争取到最多的资源，让你的成功几率上升。

　　《21世纪》：过去五六年,香港特区政府在创科方面也投入了很多，包括中、下游都有投入，你怎么看香港“再工业化”方面的机会？

　　招彦焘：香港有优势，也有缺点。为什么我们需要香港制造，为什么我们需要香港再工业化？为什么香港的成本高于内地，我都坚持要在香港去做这件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有最顶尖的大学、世界知名的传染病学者，同时我们有世界最顶尖的医疗系统。

　　香港背靠祖国，祖国（内地）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所以，我有一部分生产流程是在内地做，将我的零部件去做好，然后运来香港，我完全享受了国家庞大生产力以及供应链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被纳入了美国FDA名单里面、能够完胜美国本土快速测试（产品），因为他们可能一个月才生产一两百万支，我一个月可以生产几千万支。这就是香港的第二个优势。

　　第三，也是关键，我们做的东西全部都是讲究数据、追求品质的东西，香港的公信力是世界认可的。

　　《21世纪》：相达生物怎样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将来怎样拓展内地市场，有什么计划可以分享？

　　招彦焘：香港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我们公司的整个营运模式也都围绕这点，比如，怎样能够让我们内地的优势“走出去”；同时我们在欧美那边将一些很优质的产品和技术“带进来”。

　　有很多公司已经比我们更加深耕内地的市场，也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初创企业，作为一个香港公司，怎样能够打入内地市场？我们就是靠创新,靠技术。如果我们的科技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到10倍精准，或者我可以卖便宜10倍，去拓展内地市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成功，也会推动到整个创科的生态力。

　　其实，未来我们投入最多的（地方）不是香港、不是美国，反而是深圳的团队，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深圳没有人才的限制，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都会聚集在深圳出现，我们也可以聘请到他们。

　　尤其是从癌症（研究）的角度来说，在内地做的速度最快。当时我们在美国MD Anderson找100个癌症病人，我们只是存储样本都花了一年。广州中山大学肿瘤科一个上午就能够准备到同样数量的样本给我们。面对全世界这么多竞争者，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香港“东西联合”，将每个地方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我们在深圳也建了一个化验所，我们才会有窗口，能够将我们的技术、产品变成一种服务。

　　《21世纪》：你可以说是香港创业青年的成功代表，对一些想投身科创的香港年轻人，你有怎样的心得或是经验分享一下？

　　招彦焘：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能够放弃。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幸运是基于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你想要成功，你有多么渴望，你究竟是多么想去帮助别人？

　　但老实说，如果我不是“饿”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会去珍惜机会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前）赚钱实在太容易，但现在整个时势有了调整，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第一，希望更多的人去投身创科，因为的确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第二，要做好这件事，不怕吃亏，一定要不断地去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是一定会发生的，失败多了之后，你会学到好多东西。当真有机遇出现的时候，才可能把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