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科技支撑非常重要。”在10月10日上午中科院于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张亚平开门见山地说。

　　如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看作是一盘大棋，经过数十年的布局，中科院的这盘棋已经形成多网联动、效益叠加、示范引领之势。

　　在即将于10月11日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开幕前夕，由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与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办、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承办的此次生物多样性成果发布会具有深意。“总结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可以提升我们保护的信心；另外，也可以通过评估发现一些问题，来规划我们的未来。”中科院院士魏辅文表示。

　　“调查、保护、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研究是中科院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点布局之一。”张亚平表示。通过多年布局，中科院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保护和研究等方面，已经构建了多个系统性的网络。

　　生物多样性监测是保护的重要一环。2004年，中科院在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落下一颗重要的“棋子”——建设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目前共建成24个大型森林动态样地和50多个面积1至5公顷的辅助样地。样地总面积达到580公顷，标记的木本植物1827种245万株，代表了中国从寒温带到热带的地带性森林类型。

　　在CForBio的基础上，2013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启动建设，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个方面的10个专项网和1个综合监测管理中心。

　　这些监测网已经收获了一批珍贵资料。目前兽类网在全国已经布设红外相机5000多台，拍摄到红外图像500多万张欧宝app，涉及兽类110多种、鸟类370多种；鸟类网用卫星追踪器标记140多种4000多只迁徙鸟类，40多亿条数据，据此建立了目前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鸟类监测最全的数据库。

　　不只是监测，中科院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也齐头并进。例如藏羚羊、亚洲象、朱鹮等珍稀濒危动物数量明显增加，大熊猫也从“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的保护在全世界可能都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中国大熊猫野生种群已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00多只增长到如今的1800多只。”长期研究大熊猫的魏辅文说，这得益于我国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建立了67个大熊猫保护区。同时，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科学支撑，比如了解大熊猫的进化历史。

　　同时，中科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野外成熟个体数量不超过5000株、重点是成熟个体数量少于1000株甚至100株的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的研究，对61个物种实现了人工繁殖基础上的迁地保护、9个物种开展近地保护示范、20个物种开展回归试验示范。“十多年前发现漾濞槭时，这个物种全世界仅存5株。在开展人工繁殖技术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野外调查，共发现12个分布点共577株，人工繁育苗木5万多株，并开展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工作，使漾濞槭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危险。”中科院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对《中国科学报》说。

　　这些监测与保护工作背后，离不开专业科学团队的支撑。作为科技“国家队”，目前中科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相关机构多达40余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多个方面都处于引领地位。例如其15个植物园（含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总面积达68319.7公顷，占全国植物园总面积的67%；19个研究所的生物标本保藏和科普展示馆馆藏标本达1870余万份，占我国标本收藏量的一半；2003年开始牵头建设的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已数字化来自329个标本馆或博物馆的1635万份标本。

　　规模化的基础平台和系统研究为“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现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事实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科院就先后组织850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所进行了40多次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正在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即将启动的第三次新疆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等，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和变化提供翔实的资料。”张亚平说。

　　通过一代代科研人员艰辛编撰的一系列志书，如《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中国真菌志》等，我国基本实现了在国家水平摸清主要生物类群和植被类型的目标。

　　我国幅员广大、环境多样，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据介绍，自2008年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每年发布年度名录，2021年的版本名录包括11.5万个生物物种。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我国发表的新物种超过2400种，占全球新发表物种总数的10%以上。其中高等植物312种、脊椎动物100种、昆虫类1322种、线种。

　　同时，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收集和保藏方面，中科院40个研究所73家生物资源库馆汇聚了735万份生物资源数据，包括生物标本、植物资源、生物遗传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资源，形成了完整的数据系统。

　　以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为例，该库保存17468种、25.8万份生物种质资源，其中野生植物种子10601种、85046份，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总数的36.3%；动物组织材料2200种、微生物种质材料2280种。这些资源使我国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及具有重要经济、生态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设施之一。

　　在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中科院建有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等7个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数据中心，整合了海量生物和生态数据以供分享。

　　通过这些研究和平台，近年来，中科院的科学家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方面的成果可谓“捷报频传”。例如研究揭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远高于保护投入，增加树种多样性可以显著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2000~2010年间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被应用于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框架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等方面。

　　目前欧宝app，中科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布局已经向全球延伸。其中不乏在海外建设的多个枢纽节点，如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身没有国界，需要各国的合作，这些科教融合中心有助于我国与世界各国联合开展工作。”张亚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中科院针对非洲、中亚等重点区域建设相关平台得到了相关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做到联合共建，有助于推动区域人才培养，夯实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他表示，在此过程中，中科院也在助力解决当地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比如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CAS-TWAS）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饮用水安全方面的交流合作，把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过去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巨大发展令人鼓舞。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投入，使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实践的全球引领者。”在最近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的文章中，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波士顿大学教授Richard Primack、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席科学家Thomas Brooks一致认为。

　　“譬如多种环境压力驱动生物多样性减少，日益增加的臭氧等大气污染物影响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环境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重大挑战，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之间存在不断的冲突和权衡关系。”中科院特聘研究员吕永龙对《中国科学报》说，“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亟待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尺度下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战略。”

　　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看来，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影响力提升非常快，但在科学方面“走出去”仍远远落后于这一步伐。“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还不够。很多时候我们说全国尺度的研究就是大尺度的研究，实际上真正的大尺度研究应该涉及亚洲，甚至是全球。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应该努力填补空白，以科学为支撑，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多年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马克平说。

　　从跨国视角来看，碎片化的监管措施会妨碍跨境人工智能市场的形成，并威胁到数字主权。为此，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发展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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