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 Cobb是一位主修昆虫遗传学和科学史的动物学家和作家。在过去十年左右，随着CRISPR被发现并应用于基因重塑，他开始担忧——实际上是害怕——该技术的三种潜在应用。他的好朋友：Jennifer Doudna，因发现和利用CRISPR而获得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她也害怕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决定深入研究这些主题，《作为神：基因时代的伦理史》（As Gods: A Moral History of the Genetic Age）由此诞生欧宝app。

　　他的第一个担忧是将可遗传突变引入人类基因组的想法。2018年，贺建奎在中国对三个人类女性胚胎进行了这项研究，这三个基因突变的女孩还会将其基因遗传给她们的孩子（如果她们被允许有孩子的话），因此，现在大约有四个这样的人。出于保护，她们的身份是保密的，但据推测，她们的健康状况正在受到监控，而这些可怜的女孩可能已经被各种类型的医学专家不断地戳戳点点。

　　第二个是基因驱动（gene drives）的使用。这使得基因能够从一对染色体中的一条复制到另一条，从而将其传递给几乎所有的后代。如果该基因导致不孕，基因驱动就意味着携带该基因的人群将会灭绝。基因驱动已经被提出作为消灭携带疟疾的蚊子的一种方法，它们已经在实验室中进行了测试，但这项技术尚未应用在现实当中。

　　尽管消灭疟疾似乎是一件绝对的好事，但没有人真正确定如果我们消灭所有携带疟疾的蚊子，生态系统会发生什么。（当然，人类以前也消灭过或者至少是严重消耗了某些物种——信鸽、野牛、东部麋鹿、狼——有时甚至是故意的，但却从未像我们现在这样意识到万物互联。）另一个障碍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部署这项技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知情同意，当一些地区的语言中没有“基因”这个词的时候，这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担忧是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studies），即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更具传染性或致病性的病毒。这些研究据称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是什么使病毒变得更危险，所以在理想的世界中，我们可以为病毒出现的可能性做好准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2011年资助的功能增益研究使非常致命的H5N1流感菌株更具传播性，导致了一项自行实施的研究暂停，并最终以更严格的法规的出现（在一些国家）结束。这些类型的研究显然有可能制造出生物武器，即使没有邪恶的意图，泄漏也并非不可能。（这类工作不太可能导致新冠肺炎大流行；有证据表明，它是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

　　这本书的名字取自Stewart Brand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Catalog），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就像神一样，不妨好好地去做。”唉，并不是所有的神都是宽宏大量的，或者是称职的，更不用说擅长。

　　作为一名科学历史学家，Cobb在书中花了大量时间将他的恐惧置于背景叙述之中。他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是考虑社会如何应对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可怕、潜在危险的和影响深远的基因操纵进展，然后将其与前半叶发生在核物理领域的可怕的、潜在危险的和影响深远的进展进行比较。

　　他利用X战警漫画中起源故事的变化来追踪公众对科学的恐惧是如何从原子转向基因的欧宝app。20世纪60年代，X战警借助辐射获得了变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力量；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变成了很久以前外星人进行基因工程实验的产物。（如果你想知道粉丝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容忍这种改版后的背景故事，请看“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播客节目关于改变幻觉的那一集。）

　　1975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阿西洛马会议通常被视为自我调节的范例。当时，科学家们正在建立重组DNA技术——一种在生物体之间移动基因，并在细菌中随意表达任何特定基因的能力。令人惊讶的是，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决定暂停并辩论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进行。（这种物种间的基因重组也发生在自然界中，但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Cobb写道，“除了遗传学家之外欧宝app，没有任何一群科学家因为担心自己可能发现的结果而自愿暂停工作。”

　　但Cobb坚持认为，阿西洛马会议的召开，并不是因为遗传学家比其他科学家更道德；他们只是在回应当时普遍存在的担忧。许多推进基因工程技术的年轻研究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科学时代，当时他们正在大学里抗议越南战争。在广岛、长崎和橙剂之间，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惊恐地看着军工综合体将他们的研究变成大规模死亡，并使公众反对科学事业。Cobb认为，这些新晋的分子生物学家希望确保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Cobb指出，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只关心其研究的潜在安全隐患，从未讨论过研究的道德、伦理、环境、政治或社会影响，从而进一步减轻了生物学家对这一非凡自律的自豪感。他们也没有邀请过该领域以外的任何人。通过保持专家之间的对话，而不是直面食品和设计婴儿等社会中真正的担忧，他们让这些担忧加剧，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反疫苗、反转基因的言论。

　　同样，当CRISPR成为现实，也有专家敦促我们应该谨慎而不是匆忙发展。但他们也同样只关注基因编辑的潜在安全问题，同样没有涉及任何伦理问题。

　　（尽管生物安全问题是阿西洛马会议上唯一的焦点，但三名苏联代表回家后便开始了一项进攻性的生物武器计划，还给它起了一个听起来完全无害的名字——Biopreparat。自那以后，它就被私有化了。）

　　在正视了CRISPR产生的历史后，这本书对以下必要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讨论：政府对基因研究的监管、基因研究的商业化和专利化、作为生物武器的病原体的产生、转基因动植物食品、不可能的汉堡、孟山都、俄罗斯、中国、基因治疗，以及消灭长毛象的努力。其中穿插着讽刺的、自以为是的脚注。在每一个主题中，Cobb都声称，通常用一些技术风险较低、成本较低、道德风险较小但不那么华丽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基因编辑声称要达成的目标。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可以比基因疗法挽救更多的生命。

　　古腾堡无法预见《我的奋斗》生物科技资讯，就像他无法预见《时间的皱纹》或《杀死一只知更鸟》一样；莱特兄弟大概也没有预见到艾诺拉·盖或蓝天使。但即使他们从未问过他们的努力“为什么……”或“如果……”，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科学家应该效仿。第一批基因工程师确实预见到了他们所引入的技术的邪恶应用和改变世界的后果，同时也预见到了好的应用。当阿西洛马会议的录像带在2025年解禁时，世界将判断他们是否恰当地处理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这本书和许多其他关于任何技术进步的危险的书一样，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但现在问这个问题总是太迟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就会。我们只需要努力负责任地进行，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欧宝app欧宝app